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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树增:我希望用文字和读者对话
2019-05-24 09:14:01 作者: 舒晋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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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人问王树增:作品中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东西?

  他说,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揭秘。

  “当历史已经呈现在后人面前时,尽管会十分纷杂但鲜有内幕可揭。我的功夫在于梳理纷杂的史料,从中提炼出能够给予现在或者未来以参照的历史规律,给读者提供出真正富有价值的个性解读。揭秘不是我的写作追求。"被誉为“非虚构写作”第一人的军旅作家王树增,其战争系列作品《长征》《抗日战争》《解放战争》《朝鲜战争》,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流程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,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,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。

 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。会议结束后,总书记与参会者一一握手,他对作家王树增说:“长征是一件伟大的事,你的《长征》写得很好。”据人民网报道,2016年第一天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办公室发表了新年贺词。通过视频画面可以看到,习主席书柜上摆放的书分门别类,涵盖面极广。这些书大致可分为古典文学、现当代文学、辞典、历史、国际政治、科学素养等门类,其中,唯一一部当代文学作品,便是王树增的《抗日战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)。

  问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,发表的处女作是哪一部?当时是怎样的状况?

  王树增:我是北京知青,1968年去山西吕梁山下乡,一听那个村的村名就知道它有多小:“羊舍”。羊舍村非常贫困,我在那里是纯粹的农民。两年之后,老乡用大车把我拉到县城的武装部,穿上了军装,我当了特种兵:伞兵。

  我个人认为,作家先天因素占很大比重,很少有作家是中文系学出来的,这不大现实。下乡之前我是初二学生,在那个年代属于“准知识分子”。我上学的时候,最喜欢的是作文课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老师总拿我的作文当范文,充分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我的散文比较早地发表在空军的报纸上,第一篇小说是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的,描写伞兵生活的短篇小说《着陆点》。我总觉得自己是可以写大东西的,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作家,既不知道文学的基本理论,也不懂小说构架的基本常识,只是懵懵懂懂地写,没有稿纸,就在硬皮本上用铅笔写,写了厚厚一摞。

  问:写作初期是怎样的情况?您的写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。

  王树增:改革开放后,不仅是我个人,而是整个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,现在还耳熟能详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那时候出现的。因为突然接触到中外经典作品,才知道文学居然是这个样子。原来觉得柳青的《创业史》是范文,后来才知道文学天地可以那么广阔。我读到艾特玛托夫、读卡夫卡,自己作品中开始掺杂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流派,比如我在写中篇小说《红鱼》时,里面的一大段没有标点,当时认为是很时髦的写法。

  一方面我们对阅读有着饥不择食的渴求,另一方面,容得下一张书桌的日子没有实现。我们欲望丛生,总觉得可以拼一把,面前摆了一百条路可以走。

  问:那么在“一百条路”当中,怎么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?

  王树增:后来我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任编剧,还得到戏剧界最高奖曹禺文学奖。那时什么都写,除了不会作曲。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。

  20世纪90年代初期,中国社会发生了复杂的变化,人们的心态都很浮躁,尤其我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工作,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社会,我的理想社会不是物欲横流的社会。

  问:您在文学写作、戏剧界等方面都很有成就。能介绍一下经验吗?

  王树增:也是跟前辈学习,从写作时养成的习惯。看一部优秀的作品时,列出它的人物、人物关系,研究它以什么情节背景衬托,拿什么当底托,再分析是复线还是单线,怎么利用细节造成陡转,所有作品中的陡转点陡是技术。换句话说,就是“制造危机”。好的文学技巧是大危机套小危机。我说的“危机”有两种,一是外界推演的外部危机,这个好设置;最重要的还是情感危机,两个“危机”纠缠到一起,有很多节点,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写好涉及主线复线的节点,这些节点就是文学魅力的所在。比如电影《乱世佳人》,巨大的战争的危机与男女主人公复杂的情感危机纠缠在一起,跌宕起伏,贯穿始终,它的文学技巧用到了极致,所以才能成万古经典。

  专业作家必须会“拆”文学作品。很多中外文学名著、曹禺的主要剧本,包括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我都拆过。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有规律、有技巧可言。分析优秀的文学经典的情节,没有什么特殊,无外乎生离死别,各式各样的的生死离别。最近我又在拆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看它的布局、推演、人物列表、情感走向;《静静的顿河》没有大起大落,但是它非常复杂地、用全力描述的是关乎情感的细节。这里包括男女情爱关系、战争当中的战友关系,甚至敌我之间的情感关系,都是文学的要素。我后来才知道,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,也必须遵循这条文学原则。

  问:掌握这么丰富技巧,为什么没有继续虚构文学写作?

  王树增:我写的虚构文学作品,最后一篇是《禁止忧郁》,发表在《花城》上。我不是忧郁,是困惑。我没有虚构的心境了。余华写《河边的错误》,刘震云写《新兵连》,看了他们的作品,我心里忐忑不安。莫言的《红高粱》出来,我看后非常惊讶。我说这小说写得不得了,我认为要出大事情,小说已经可以这样写,可以这样设置人物,用这样的语言表述,传达出对历史这样的认知。文学思维就要反常规思维。我思维的飞扬程度不如莫言,我开始思考我的一亩三分地在哪儿。

  再一点,我受非虚构作品影响很重,赫尔曼沃克的《战争与回忆》,包括高更的传记等。历史,被文学性地记述时,居然能够带给阅读者不同于一般历史书籍的感受。正好那时候有个机遇,有出版社希望我写报告文学《朝鲜战争》,说给我几个月的时间交稿。我就开始研读朝鲜战争,一读就是四年,越研读越有意思,光战争史料的笔记就有二百多万字。我趴在故纸堆里,与战争中的灵魂对话,与国家历史的往事对话,等我写作的时候,我终于知道我能写出好作品。写完《朝鲜战争》后,便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决定写非虚构作品。非虚构类文学,是世界文坛的半壁江山,且经典迭出。虽然我的作品表现的是战争,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心灵史。

  问:2006年,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,有258种关于长征的原创图书出版,其中就有您的《长征》。听说《长征》销量已过百万册?

  王树增:写《长征》特别苦,路难走,人更难找,因为参加长征的人健在的也八九十岁了。我发现这些老人什么都可以忘,但是他们没牙的嘴里还可以唱出很多的歌,不仅仅是红军的歌,还有他们家乡的情歌。虽然暮年垂老,他们的少年时期都快乐过。今天的青年人常说郁闷、不快乐,快乐与物质多少不成比例,不是拥有多少财富你就快乐。《长征》中有一句话:“他们的快乐从何而来?”我也是问我自己:人生怎样才是快乐的?我作为军人,为战争存在,但我希望战争永远不发生,战争是对人类破坏最大的行为。但是,人类社会还没发展到让战争永远消失的阶段。一个民族有可能在某一阶段被迫面对战争,为民族利益为国家安全,所以才有军人职业的存在。这个时刻来临时,这个民族必须显示出应付危机的英雄气概。

  问:您认为《长征》销量成为奇迹的原因?

  王树增:我个人认为,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,有一种对前辈认知的渴望。我认为,这种认知的渴望是最强大的正能量,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传承。这种渴望是基因里的,是斩不断的。在我的战争系列作品中,《长征》的情感是最饱满的,我相信我的情感能传染给读者。

  问:如果请您概括自己的战争系列作品,您会怎么概括?

  王树增:我不是军事学家,不是历史学家,更算不上学者,作为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作家,我的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作品,与其说是写历史,不如说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。《长征》可以用永不言败概括,《解放战争》在写人民的抉择与力量所创造的历史,《抗日战争》在创作上我有一个强烈的动机,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屈,规模宏大地演绎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生命力的所在。

  问:您的战争系列作品,更多地关注了人文情怀。

  王树增:人文情怀是我的最高追求。处理史料时,我更关心的是参与战争者的精神状态。战役过程的叙述对我来说不困难。作为作家,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,评判作家的高下是靠人文情怀,这是根本的尺度。《抗日战争》中我用了很大篇幅写高校转移,我记录的不是过程,而是精神。学术精英们宁愿长途跋涉到后方去,不愿意在统治区安置一张书桌。这让我肃然起敬。淞沪战役打响时工业大转移,很多资本家誓死保留中国最后的工业血脉。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不但是大资本家,更是民族英雄。他说,国家临难,我所有财产都是国家的。民族精神不死,文化不死,这个民族就打不倒。

  问:《解放战争》(修订版)即将出版,请问主要修订哪些方面?

  王树增:一是校勘谬误,尽量减少因为年代久远史料上的失误;二是补充新发掘出的细节,不断丰富作品内涵,提高可读性;第三,战争行为是丰富复杂的行为,随着对史料的挖掘不断丰富,在军事史料研究上不停地有新的成果,可据此来弥补战争军史角度上的个别疏漏。

  问:您怎么看待战争军史和文学作品的区别?

  王树增:我个人认为,史书和非虚构文学至少有一个区别。战争史是以事件为轴心,考证某个历史时期事件的因果关系,最后得出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趋势的逻辑原则。我写的是非虚构文学作品,着眼点是人的命运、人的生存状态。刻画人物需要细节,需要当时时代情境之下鲜活的人物细节。这对于写作来说,比事件情节宝贵得多。

  问:情节和细节,在文学作品中作用各自不同。

  王树增:情节是历史脉络,必须准确,改不得。我在情节考证上下足了功夫。文学作品以人为轴心,细节的充盈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。很多人读了我的书,认为大背景小细节是我的作品显著的特征。这不是我的首创,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原理。从阅读上讲,好看不是指词藻华丽,是阅读上情感的体验、情感的积累和情感的饱满。好的文学作品,无不弥漫着作家饱满的情感,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,这是美学和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。

  问:《解放战争》在叙写重大事件的同时,很多有意趣的细节生动而且意味深长。比如胡宗南攻占延安后,“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”,又是发救济金、发棉布、发米等,“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,而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,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”。再比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,“他们互通姓名,一如朋友相见”,晚上一起吃晚饭,谈天,“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,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”。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见有的。

  王树增:这也充分说明共产党的自信。这样的细节很重要,有人整理史料的时候忽略了,我视为珍宝。

  问:您选择史料细节的标准?

  王树增:情感的浓度。战役过程是冷冰冰的。作战是千方百计避免情感的干扰。否则非出问题不可。文学作品正好相反,什么叫文学性?对人类情感最深刻的解剖、关注和渲染,这是文学性,没有第二个定义。

  问:具体到《解放战争》,能否举例谈谈修订的内容?

  王树增:比如说早期山东战场的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。当时山东形势非常复杂,根据地严重缩小,现在有新的史料说,当时丢了临沂,跟着军队转移的百姓有40多万人。原来我没想到这么大规模。一般军队也不允许百姓跟着最后还打了个胜仗。我们老说鱼水情、生死相依。这就是。这在人类战争史上都罕见。这就又回到解放战争的主题,解放战争是人民的战争。重庆谈判之后,任何媒体都不会认为共产党会打赢,胜算很小。山东损失很大,解放区核心是临沂,临沂都丢了。解放战争说是四年,真正战争打了两年,两年之内,国民党执政党政权垮了,数百万的军队说没就没了,这在军事上是解释不通的。解放战争的结局用军事的观点不能够完全解释,它必然含着这片土地、这个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心理等所有的因素。另外,解放战争直接关系到我们今日中国的生活样式,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命运息息相关的。我想我有必要去认真写它,用我的笔来记述那样一些往事,提供给喜欢我的读者。我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作的,因为解放战争是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一场国内战争,很多战争的参与者现在还活着,我见过他们很多人,都是我非常崇敬的父辈,他们身上所给予我的一种对于信仰,对于幸福、快乐等这些生活观念的传输,使我深受感动。我相信能够感动我的东西,通过我的笔也能够感染和感动我们的读者。

  问:写作过程中您对于解放战争的认知,有过变化吗?

  王树增: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史的奇观。在历史关键时刻,老百姓宁愿倾家荡产全力支持你。“最后一碗米当军粮,最后一块布做军装,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,最后一个儿子送到战场上。”这是沂蒙精神的真实写照。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凭什么把政治热情倾注在你身上,要搞清楚原理是什么。一个政党要赢得民心,就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利益。这是最朴素的情感基础。解放战争充分地体现了这样一条真理,就是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。农民分得土地,就产生了情感的倾向。有了这一亩三分地,生活就会有希望。他们生活在底层,他们终于见到亮了。所以不惜一切保护他们的憧憬和梦想,《解放战争》就是写这个。

  淮海战役中,六百万老百姓作你的后盾,哪一支军队享受这样的待遇?我们老说人民军队有自己的特色,这是最大的特色。“子弟兵”这三个字不是虚的。毛泽东说,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人民。确实如此,中南海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不是一般的分量,你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这不是口号。民心所向在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。所谓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《解放战争》是历史的某一个时刻充满魅力的战争,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,其中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细节,关乎到我们的父辈。

  问:写作中,您对于解放战争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?

  王树增:我是军人,最早对军史感兴趣。解放战争是军事上的奇迹。我们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,大规模的战略运用达到了极致。有些战役可圈可点,不可思议,有高超的指挥艺术,灵活的战斗艺术,用文学的话讲,我们的军队在国土之上往来纵横,如入无人之境,这种自由度很难想象。你之所以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往来自由,是这块土地给你自由。是像草一样的百姓给了你自由,让你走到哪里都通行自如。国民党的作战原则就是宿营不得进村,我们是完全相反,民心向背是普通道理,纵观历史,仔细梳理,无一例外,包括世界大战。还没有哪一场战争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相背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。所有的奇迹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奇迹,都和民心向背有关。这是我深刻的体会。

  问:您说过自己的写作有两条线,一是中国革命史系列,包括《长征》《解放战争》《朝鲜战争》;还有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系列,包括《1901》《1911》和《1921》。《1901:一个帝国的背影》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?

  王树增:写完《朝鲜战争》之后欲罢不能。我又写了《1901:一个帝国的背影》这是我少年时所受近代史教育的反思。我接受的近代史教育,回答不了我心中的疑问。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,起不了多大作用,如果仅是读书。谁要读懂了1900年到1930年中国近代史三十年,谁就读懂了中国的今天。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摸索了无数条建国的路,我想,第一步,应该从1901年庚子事件写到辛亥革命,我再写1911年,写辛亥前后,看看那位被称为国父的人,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国。

  问:写作中您对自己有什么要求?

  王树增:写作非虚构是非常消耗心智的劳作,体力透支太大。可是写了这么多年,我没有动摇。这一部书印出来五十万字,笔记没有一个少于一百万字,我对自己要求十分苛刻,这类作品有两个特质我必须做到:一是必须尊重你认为的历史真实和原貌,这里没有绝对,历史只是书写者的真实,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下大量苦功夫,对同样一个事件,要用多方史料去核实,从而找到带有自己判断的历史观点。读者之所以喜欢你的书,是因为你引导他思考,读到了新的历史解读的角度,否则你拿什么引导他?

  你要保持历史最大限度的原貌,必须读书采访、核对史料,这个工作太浩瀚了。我举个例子,好比说写黄继光,鼠标加键盘一荡,网上全有,这是绝对不允许的,必须围绕核心找历史资料。我找到了当时给他擦尸体的小护士。

  这不是史学意义上的考证,这是有区别的,反复求证,寻找叙述新的角度、新的认知。你总是下不去笔,总认为没洞察到历史的原貌,人云亦云你写什么?你都没看到光亮怎么给读者光亮。为求证一个细节熬一两个月是很正常的;二是必须是文学叙述,这不是史学著作,你写战争不是写军史或战史。文学叙述的核心是人。你必须寻找到,你叙述的那个历史、那个人的心理的模样,你和他们心心相通,你认识他们、结识他们,笔下才能出人物,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也是我系列作品赢得读者好感的原因。

  《朝鲜战争》好像写战争,实际还是写人。我有个历史观,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,我大量的笔触是写最普通的人。《解放战争》中写了大量士兵,每写一个必须有出处,我写了很多农民跟着解放军战争,他们是哪个村的必须是真实的,这些人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净化。这些普通的人,我无论如何查不到人名。我用文学的笔调,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和民族大命运联系在一起时,书就生动起来了。我想,特质决定写作的艰难。

  问:性格决定命运。是怎样的性格才成就了今天的你?

  王树增:内心的固执和坚持才使我走到今天。

  问:这种固执和坚持也表现在您的写作中吧?

  王树增:我总劝人不要像我一样从事写作。这是痛苦的事,哪有清风明月、红袖添香的浪漫。那是要拼命的,拼体力、拼智力,把你消耗得差不多了,才能出一本书。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,注定是受苦人。刚开始写《朝鲜战争》,出版社认为一年时间就差不多了,但是我却不愿随随便便剪贴出一本书来,而是到处跑,搜集档案,查找资料。写《解放战争》也是这样。比如写董存瑞,在书里也就几百字,查史料做采访就用了一个多月。

  我总想回答一个疑问,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发展到今天,是什么力量支撑的?它怎么能这么有生命力地走到今天?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寻找和回答这个问题,心无旁骛,也没有别的什么追求。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专心致志、写得不能自拔的一个缘由。

  问:对您个人而言,您希望达到怎样的创作状态?

  王树增:我多么希望豁然开朗的状态,往往只是一点缝隙中透过一点光亮,我沿着这光亮往前钻。我在《百家讲坛》讲了《长征》《解放战争》,我觉得“百家讲坛”是百家之言,军事是一家之言,不符合百家的特质。讲的过程也险象环生。播出后还不错,收视率没有下降。我想,作为作家,我不是学术明星,那不是我做的事。寂寞书斋是我的理想生活,我希望用文字和读者对话。 

        责任编辑 刘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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